乔西刚刚与丈夫分居,带着两个孩子搬回了家乡明尼苏达的北部,希望能够在当地开始过更好的生活。在同在矿区工作的朋友格洛丽的鼓励下,为了生计,乔西决定到矿场工作。大多数人,包括乔西的矿工父亲,都反对她做矿工,因为在那里工作的女人很少,她们承受来自多方面的屈辱,却因为害怕失业而不敢抱怨。
不过为了孩子,乔西还是决定坚持自己的选择。到矿厂工作,乔西自然已经做好了做艰苦、危险工作的心理准备,然而让她没有料到的是,迎接她的远比灰头土脸的煤矿工作更有挑战性——性骚扰。愤怒的乔西决定将性骚扰的事件告上法庭,可对于她身边的人——无论是父母还是社区,所有人都觉得乔西在发疯。几经挣扎,乔西还是决定跨出了这一步——为自己的信念站起来,即使这意味着她不得不独自面对所有的风风雨雨。最终,乔西状告明尼苏达州北部的埃弗莱斯矿业公司,打赢了美国历史上第一起性骚扰官司。而她的行为,也激励了无数和她有着同样经历却从来不敢吭声的女性们……。“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1993年,诗人顾城在新西兰的激流岛上,与妻子谢烨以极端惨烈的方式告别了世界。20多年来,有关顾城的争议、传言、评价、猜测从未休止,2014年,随着顾城情人李英的离世,我们试图以“人”的角度还原一个真实的顾城和曾被诗迷宗教信仰般崇拜的朦胧派诗人,回望文革结束后“唤醒了中国这头东方睡狮”的诗歌,以及被中国知识分子冠以“建国后思想最自由的年代”的八十年代。那一代的荣光与流亡,以及各自殊途的命运发展,恰是一个国家与时代流变的缩影。流落他方,故城难归,成为顾城终年之前的巨大困境。正如诗人杨炼所说,“顾城的悲剧,既是一个个人的悲剧,也是一个历史的悲剧。”。不幸患上脑瘤并且双目失明的欣月随时可能失去生命,然而她却有个未了的心愿:到北京天安门看升国旗。但欣月虚弱的身体已经无法到达北京,于是当地媒体和社会各界二千多名群众共同编织了一个美丽的“谎言”:带着欣月在长春坐车转一圈,然后到一个能升国旗、奏国歌的地方,告诉欣月那里就是北京天安门。为了让这个仪式真实,众人对乘车路线、交通工具、行车时间都作了精心谋划,甚至对志愿者们进行了明确分工,有的做报站员,有的做导游,有的做北京公交车上的普通乘客……。